去年，一个60多岁的农民让他的侄子、我的大学同学领着来到我家，把一份材料交给我，反映他的家乡乡、村两级干部集体贪污挪用工程款，致使村里通向县城的水泥路刚建好不到半年就破损坑凹得一塌糊涂。老农欲通过搞新闻的我调查曝光后揪出这批“蛀虫”。我问他为何不向县里市里反映？他说往县里跑了十几趟，负责修路的狗官个个毫发未损。老农奉上一只大红包道：“求您了，这500元是全村人的一点心意，收下吧！”
稿子三周后见报，引起有关领导重视并亲批“迅速处理结果上报”，修路的几条“蛀虫”终得到应有惩罚。当我向同学退红包后，那个老农一天晚上打电话给我：“您是不是嫌礼少了？咱往后有冤还有脸再找您吗？”
虽为农民尽了份内职责，但这件事好长一段时间令我不能释怀：农民反腐为何不走正常渠道反要走后门？这恐怕不是老百姓的荒唐吧！
（《检察日报》2001．3．2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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